最近我读到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九州出版社出版。
钱穆，一直是我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早年授课于燕京、北大等名校，抗战后，辗转于西南联大等。抗战期间，他撰写的《国史大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便名动海内外。表面上看，这本书是通过教科书的方式，弘扬中华五千年文明，唤起人们对国史的敬意，实际上是在民族危亡时机，“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唤醒国人自信，进而加强御侮救亡的力量。在1949年国共分野之际，钱穆没有选择共产党到达香港，这是一直遭人诟病的地方，但是他在流离困顿之余仍然创办“新亚学院”，弘扬中华文化，也实在令人仰止。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作者1952年应何应钦之邀为“总统府”战略咨询委员会而作的一系列演讲汇集而成。书中，他以汉、唐、宋、明、清五个历史朝代为研究对象，从皇权与相权，中央和地方，职官的选举考试、赋税经济、兵役国防等方面以章节专题形式，详细叙述了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以及它们的利弊得失。
为何要讲体系繁杂的政治史，钱穆在《序》和《前言》中有所阐述——这是邀请者的“规定动作”（即想从中国传统王朝中利弊得失中找到镜鉴。毕竟，他们离1949年蹈海之日不远，翼图反攻大陆呢），还和钱穆本人的怀抱有关。“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为了纠正这种谬误，钱穆要书写中国传统政治。此外，也是应对“五四”新文化排斥旧的文化、旧的传统有关。钱穆认为，外来的政治“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这一点，钱穆亮出了新儒家的立场：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地”，外来的民主不能生根发芽。这里，我想多说一点，大家都说钱穆等新儒家，只重视从中国古典政治中，尤其是儒家文化传统中寻求治国修身的良方，因而说它是文化保守主义，但我想说的是，新儒家与当今社会上仍然盛行的一股全盘西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相比，它强调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和传承性，仍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
钱穆不愧是一代史学大师，长于分析，视野广泛，每每讲述一个章节的时候，总是纵横捭阖，古今中外，知识穿插，类比综合，将原本学究气十足的历史问题，说得言简意赅。凡事总以探其源流而始，归结何处为终，使我们对历史有个整体的概括，特别是其鞭辟入理的分析，对历史平和理性的态度，值得自小接受“五个阶段”历史教育的我们要反思了。
例如，一说到中国传统政治的时候，我们头脑中总是不自觉地蹦出“专制集权”、“腐朽黑暗”等词汇，呈现“非黑即白”的历史“二元论”思维。但是钱穆先生不这样看。他认为中国的立国体制与西方民主发端之地古希腊和古罗马不同。它们人口少、国土面积小，其中央核心是城邦型的，领袖完全可以依靠选举而成，但中国却完全不同，且是农业社会。因此，中国的皇权世袭制是可以理解的。今人不能简单地断定中国的传统政治是“黑暗与无理性”。而且，他指出，皇权只是整个政治构架中的一环，并非绝对权威，一方面受到了整个官僚系统特别是相权的制约，另一方面其自身也不断地向官僚系统施加压力，二者之间是一种制衡和动态的关系，不要一味的否定。他建议我们要对历史“同情之了解”，并为此提出了“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的概念。
何谓“时代意见”？是指“后代人凭自己所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以往的各项制度”，而“历史意见”，是指“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我们不应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此话当为中肯。如今，我们在品评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割断历史，妄下断语，一棍子打死，实为缺乏常识和历史眼光的表现。
民族自豪与流弊批判
与《国史大纲》一样，钱穆在书中总是洋溢着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和历史绵延久长的民族自豪感，例如，在讲到汉代全民皆兵的兵制时，钱穆说，“在西方，直到近代普鲁士王国在俾斯麦为相时，……才发明了这样的制度；而我们早在汉代也就早已实行了。”“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折中枢。唐以后的历史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
当然，钱穆并非一味美化中国政治传统，他也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些流弊，本书的《总论》部分举出四点——
其一，中央日益集权，地方日益无权；
其二，中国社会自宋以来的日益平铺化。因为皇帝之下官员不能世袭，政权依靠科举对知识分子逐渐放开，趋向人人平等，但又没有特定的官员阶层，整个中国处于涣散状态，社会无从组织；
其三，皇权日益加重而政府日益无权。钱穆将之归结为知识分子无“世袭”而皇位世袭造成的；
最后，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繁密化，用制度来防治制度，因而病上加病，束缚人才的施展。这是中国政治没有起色的根源。
钱穆所举出的这些流弊，尽管有些已经远走，但有些还在思想深处影响着我们的当下，仍有提起的必要。从传统政治走向现代社会，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怎么做，西方治国方法与东方的传统结合，这是钱穆的立场。他总结说，“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制新法，运人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亦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既不保守，也不虚无。
“汉族中心论”的嫌疑
本书稿不到十万字，文章篇幅都不大，文字顺畅且古雅清新。但本书遵照台湾人读书的习惯，采用竖排方式。这对于习惯看横排的我们，稍微有点不适应。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以先生的学术和视野，你只要看上几页，是不会放下的。我甚至认为这不是在读历史书，而是欣赏一篇篇历史散文。
但是，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钱穆作为新儒家，文字中也有汉族中心论的嫌疑。他如革命党人一般，每每讲述汉唐宋明时，无不以中国处之，而讲到清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时，总是以异族或者“部落政权”相称，而且认为他们的“制度建设纯粹是法术和私心”。显然，在民族融合、中华一统的情况下，作为学术大家，这种叙述气量不足，无疑是一大遗憾。
此外，钱穆视农民起义为“流寇”，用的多是一些否定性的词语，我就想，钱穆的这种认识，1949年他出走北京，是否潜意识里同蒋家一样，将国民党奉为“正朔”、视共产党为“匪寇”呢，不得而知。
